上天所自然形成的，有飞禽走兽和花草树木；人类所制订的，是礼节制度。构筑的是宫室，制造的是舟船。治理国家最根本的，是仁义；治理国家用作末节的，是法度。凡是人们用来从事生存的，是根本；用来奉事死亡的，是末节。本末，是一个整体；对两方面都爱护它，一样都是天性。先求根本而后求末节，叫做君子；用末节妨害根本，叫做小人。君子和小人的特性是没有差异的，在于本末先后的差别罢了。草木茁壮的是根本，而衰败的是末节；飞禽走兽的特性，其身体以大的为头部，而以小的为尾巴。末节大于根本的就会折断，尾部大于腰部就摇不动。因此从口中喂养就会百节肥壮，浇灌它的根本就会枝叶茁壮，这是天地的特性。天地产生万物有本末，生养万物有先后，人们对于治理国家，难道就没有根本和末节的区别吗？

因此仁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现在不懂得致力修治根本，而务求治理末节，这样是放弃根本而浇灌它的枝叶。况且法令的产生，是用来辅助仁义的。现在重视法律而放弃仁义，这样是珍视他的鞋帽而忘记他的头和脚。因此仁义是治国的深厚基础。不增加它的厚度，而扩张它的广度，那么就会毁坏；不增广它的基础，而增加它的高度，那么就会倾覆。赵政不增加他的德性而增加他的高度，所以灭亡；智伯不推行仁义而务求扩张土地，因此被消灭。《国语》中说：“不增大它的栋梁，不能负担重物。重物没有比国家更重要的了，栋梁没有比道德要大的了。”国君拥有万民，就像城墙有基础，树木有根系一样；根深那么树木稳固，基础坚实那么上部才能安宁。

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横，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内而世传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为庸；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辩，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水》之呕，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故弁冕辂舆，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叹，可听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听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于耳，兼味快于口，非其贵也。

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说掇取也，非天下之通义也。

《启塞》：许慎注：“启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术也。”按：《启塞》为《商君书》篇名。今作《开塞》。《汉书·艺文志》“法家”有“《商君》二十九篇”。　《三符》：许慎注：“申不害治韩，有三符验之术也。”按：《汉书·艺文志》“法家”有“《申子》六篇”。注：“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三符》亦见《论衡·效力》，已佚。　“韩非之”句：许慎注：“韩非说孤生之愤志。”按：《汉书·艺文志》“法家”有“《韩子》五十五篇”。《孤愤》，《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贞索隐：“《孤愤》，愤其孤直不容于时也。”　“张仪、苏秦”句：许慎注：“苏秦，合六国为从；张仪说为横。”按：《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史记》有《列传》。　掇取：拾取，抄掠。　一切：权宜。　内：《道藏》本同。刘绩《补注》本作“闻”。何宁《淮南子集释》：“内”即“纳”字。“博内而世传”，谓广博采纳而世传之也。

“子囊北”二句：许慎注：“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按：子囊，楚庄王之子，共王之弟公子贞，曾为令尹。事载《左传·襄公十四年》、《吕览·高义》。

赵王：许慎注：“秦灭赵，王迁之汉中房陵也。”按：赵王，指赵代王。名嘉，在位六年。　房陵：地名，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其事亦见于《史记·赵世家》。　《山水》之呕：许慎注：“《山水》之呕，歌曲。”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赵世家》集解、正义及《文选·〈恨赋〉》注引此，并作“山木”。

荆轲：许慎注：“燕人，太子丹之客也，丹怨秦王，故遣轲刺之也。”按：荆轲，战国末年卫人，燕太子丹尊为上卿。击刺秦王未中，被杀。亦载于《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宋意：太子丹之门客。善击筑。《论衡·书虚》、《史记·刺客列传》、《战国策·燕三》载其以筑击秦始皇事，未果而被杀。　筑：许慎注：“筑曲二十一弦。”按：外形似筝，有五弦、十二弦、十三弦或二十一弦不等。　歌：《史记·刺客列传》：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易水：许慎注：“燕之南水也。”按：在今河北易县境内。　瞋目：发怒时睁大眼睛。　眦：眼眶。裂眦，形容极其愤怒的神态。　植：竖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