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唐代的科举制把大批知识分子吸引到攻经求仕方面整个社

从整体上看，唐代的科举制把大批知识分子吸引到攻经求仕方面，整个社会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社会上潜心于自然知识的人不多，科学和技术一样，都没有什么突破。但是，唐朝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开设了规模相当大的中央和州一级与科学有关的专门学校，通过学校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普及了数学、天文、医学方面的知识，对五代至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影响。另外，唐朝廷集中了一大批科学方面的学者，再加上少数民间人士，留下了这一时代的主要科学记录。

算学的总结和发展

唐代前期的算学学校是研究数学的主要场所。唐初的官员兼历算学家李淳风（～）和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对古代的一批经典数学著作作了注释，他们修正了前人注释中的一些错误，使其中九部——《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海岛算经》、《缀术》、《五经算术》，和唐初的算学博士王孝通（生卒年不详）所著的《辑古算经》共十部被钦定为学校教科书，后被称为“十部算经”。除王孝通的著作外，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总结前人成果，保存了宝贵的资料，而没有多大的创新，而且李淳风对刘徽创立的割圆术明显地忽视。这个时代数学的发展除了王孝通在他的书中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计算一些复杂工程问题外，就是所谓二次内插法的发展。二次内插法是由于天文计算的精确要求而创造出来的，最先由隋代的刘焯在历法计算中应用。唐代的张遂（～，一行和尚），徐昂（年前后在世）等在天文计算中继续应用这个方法，把刘徽的等间距二次内插发展为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法，自此之后，这种方法便成了天文历算家们常用的一种方法。

到了唐的中晚期，由于朝廷权力的衰微和商业的发展，算学学校和京城的算学家们在工作上已没有多少起色，社会上的算学家们也已不太注意经典巨著的研究，而去寻找一些简化实用性计算的方法，使算筹的计算有了改进。这是下一个时代数学大发展的一个预兆。

占星术和天文学

由于阅历丰富和创业艰难，唐太宗不相信祥瑞异灾之说，而更注重人事和现实政治。唐后期的宰相李德裕（～）写过专门的文章《祥瑞论》，反对芝草是祥瑞的说法。与先秦和秦汉时代相比，异灾和反常天象已不如战国和秦汉时代那样被大臣们认真地视为一种政治问题而向帝王提出，这说明“天人感应”的思想虽然没有被彻底否定和超越，但却表明对待自然现象的一种更为科学和清醒的态度已经出现。这显示了时代的进步。

在天文学研究方面，唐代人也采取了更为认真的态度。初唐吕才（～）设计了新的漏壶用以计时；李淳风对落下闳、张衡等人的浑天仪以及北魏的铁制水准仪作了改进，使之成为转动自如的六合仪。另外，在高宗时李淳风还编制了麟德历，按太阳和月亮位置的真正相合时间确定朔日，月的安排不再以天和天相间。根据敦煌发现的初唐时的《敦煌星图》，当时的天文学家对前代的星图作了研究，这份星图（年被英国人斯坦因拿走）上标有多颗星，是当今所存的世界古星图中星数最多的一个。但从星的位置的准确度来看，制作者大概主要是抄写整理古代图本，自己没有做细致的观测。还要提到的是，初唐的大天文学家李淳风也是当时唐太宗所信任的占卜大师，他写了占星著作《乙巳占》，又撰写了一部天文学史方面的名著《晋书·天文志》。据说他“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旧唐书·李淳风传》）。他甚至还用自己巧妙的言辞并借口卜象已成，劝阻了唐太宗根据传言想要进行的一次清洗所谓“女主武王”（暗指武则天）的活动。李的成就说明唐代的天文学是和占星术携手前进的。

如果说初唐的李淳风是一个集天文学家和占星家于一身的人物，盛唐时期的另外两个人——瞿昙悉达和张遂（一行和尚）则分别为唐代的占星术和天文学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初唐时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传入了中国。中国数学方面的进制位值记数法可能就是此时传向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印度和中亚的学者也曾在唐的司天台工作，最有名的是印度人瞿昙姓一家。这家有四代人连续在唐的司天台任职，其中瞿昙悉达翻译了印度的九执历，还于～年间写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占星著作《开元占经》（共卷）。该书全面辑录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理论的各家成果以及大量天体、天象、气象变化的记录及其占卜判断术文，还有包括印度九执历、初唐麟德历在内的种历法的基本数据以及其他占候术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占星术的经典。书中，天文知识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融为一体，天上的恒星分野同地上各个地区的分野在位置和名称上相互对应，日月五星和流、彗、妖（彗星的变种或新星）、客（新星）等星以及恒星天象的正常运动和反常变化都与帝王、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吉凶祸福相关联，表明中国的占星术就是王朝命运和天下军国大事的预测学和解释学。